当我还是一名年轻的电视评论员时,我曾与吉姆·莱勒合作,共同创立了一个节目,即现在的《PBS(美国公共广播电视公司)新闻一小时》。在播送新闻的时候,莱勒的神情往往是温暖而坚忍的。因为,他认为他不应该是故事的主角,新闻才是故事的主角。但是,当摄像头未对准他的时候,他的表情生动得令人难以置信。当我们在节目上讲话时,如果我的言辞庸俗或粗俗,我就会看到他的嘴角因不悦而抿起来。但当我的言辞中肯、有礼貌或有趣时,我会看到他高兴得连眼睛都眯起来。整整10年,我与一位我深深敬佩的人共事,我一直尽力表现,以使他高兴,而不是不悦。

 

莱勒从来没有正式告诉过我,我该如何行事,但他用这种无言而微妙的方式训练我,让我符合节目的标准。他不仅把这种方式用在我身上,还年复一年地把这种方式用在节目的工作人员、一场又一场节目中出现的每一个人身上。通过这种方式,他创造了《PBS新闻一小时》的存在方式——一种道德生态。在这种生态中,某些价值观被优先考虑,某些方式被所有人共同期待。莱勒已经退休多年,但他灌输的文化仍然定义着今天的《PBS新闻一小时》。
我们都成长于这样或那样的道德生态之中。我们都通过我们的生活方式和我们与周围人产生的共鸣来创造我们周围的微文化。一个人可以留下的最伟大的遗产之一就是道德生态——一种在他们死后仍然存在的信仰和行为体系。
有些道德生态是区域性的,如在家里或办公室,但有些道德生态是宏大的,大到足以定义整个时代和文明。古典时代的希腊人和罗马人有他们的荣誉准则,他们的愿景是不朽的名声。19世纪末,巴黎的艺术家发明了一种庆祝个人自由和疯狂创造力的波希米亚准则,而在英吉利海峡对岸,维多利亚时代的道德开始成型,它有着严格的礼仪和体面的准则。道德生态微妙地指导着你的着装、说话方式、钦佩和鄙视的对象,以及如何定义自己的最终目标。
道德生态,是对特定时刻重大问题的集体反应。例如,20世纪中叶左右,北半球的人们面临着大萧条和灾难性的世界大战。大的问题需要大的制度回应。人们参军,组成工会,或在大公司工作。交战国家的人民,紧密联系在一起。因此,形成了这样一种文化:强调履行职责、融入机构、顺从团队、服从权威,而不是试图突出自己或损公肥私。这种以群体为导向的道德生态,可以一言以蔽之:“我们休戚与共。”
这种文化的精神,在艾伦·埃伦霍尔特所著的《失落的城市》(The Lost City)一书中有着生动的描绘。这本书讲述了20世纪50年代芝加哥内外一些社区的故事。那时,并没有过于强调个人选择。如果你不是厄尼·班克斯这样的明星棒球运动员,你就没有成为自由球员的选择,你的职业生涯就可能在芝加哥小熊队度过。如果你有错误的口音、错误的肤色或错误的性别,那么你很可能无法在市中心的豪华写字楼中找到一份工作。但当时的人们往往有稳定的归属和与当地稳定的联系,他们为自己的机构或组织尽职尽责。
如果你是一个住在芝加哥南区的人,那么你很有可能跟随你的父亲和祖父来到纳贝斯克工厂,这是当时世界上最大的面包店,并加入了国际烘焙和糖果工人工会。
那时,人们的房子很小,没有空调,电视也还没有普及。天气暖和的时候,社交生活就在门廊中、小巷里进行,孩子们整天挨家挨户瞎跑。就算是一位年轻的房东,也会被一系列公共活动包围。正如埃伦霍尔特所说,“只有最坚定的独行者才能逃脱名目繁多的公共活动:烧烤、咖啡、闲聊、排球比赛、照看孩子的互助社,以及持续不断的家居用品交易”。
如果你要去银行,你就会去当地的银行塔尔曼联邦储蓄和贷款公司。如果你要买肉,你就会去当地的肉店贝尔图奇。当时,有62%的美国人表示他们是活跃的教会成员。如果你恰巧住在芝加哥的那个社区,你就会加入圣尼克教区,在那里你会听到和蔼的芬尼西神父用拉丁语做弥撒。你可能会把你的孩子送到当地的教区学校。在那里,孩子们整齐地坐成一排,在林奇神父的铁腕管教下瑟瑟发抖。
如果你投身政界,那么你可能很难以自由职业者的身份胜出。但你可以加入戴利市长(芝加哥著名的政治世家戴利家族)的阵营,只要你按照权威人士的指令行事,自会风生水起。例如,约翰·法里加入了戴利市长的阵营,在伊利诺伊州立法机构服务。64岁时,他成功当选美国国会议员。当被问及当选国会议员后打算做什么时,约翰·法里告诉媒体:“我将去华盛顿,协助戴利市长。21年来,我在立法机构中代表戴利市长,他总是正确的。”约翰·法里的确是尽职尽责的。
这种精神,滋养了如今许多人所渴望的丰富多彩的社区生活。如果有人问你是从哪里来的,你不会只说“芝加哥”,而是会提到你生活的具体地点——第59街和普拉斯基路的交叉口。这座城市,当时是一个村庄的聚集之地。
道德生态有很多优点。它强调谦卑、慎言和谦逊。它给出的信息是,你不比任何人强,但任何人也都不比你强。它认为自爱(自私自利、自恋)是诸多邪恶的根源。如果你过多地谈论自己,人们就会说你自负并对你嗤之以鼻。
当然,这种文化也是有缺陷的,并最终令人无法容忍。这种道德生态容纳了大量的种族主义和反犹太主义。家庭主妇感到困扰和窒息,职业女性面临着令人望而生畏的障碍。1963年,贝蒂·弗莱顿描述了一个被人忽视的问题,那就是许多女性生活中平淡无奇、令人崩溃的无聊。当时的文化对男子气概有着冷冰冰的定义;男性在表达对妻子和孩子的爱的方方面面临着困难。吃吃喝喝真的很无聊。人们感到被群体从众的压力禁锢,被当地意见的偏执折磨。许多人扮演了他们所分配到的社会角色,但他们的内心是死气沉沉的。
约翰·斯坦贝克1962年出版的《横越美国》一书中有一个场景,捕捉到了这种公共行为规范是如何将许多人困在麻木、无趣的生活之中的。斯坦贝克带着他的狗进行了一次越野旅行,来到了芝加哥。他现在需要一个酒店里的房间,这样他就可以洗澡和休息了。酒店唯一空着的房间还没有打扫,但斯坦贝克说,不管怎样,他都要住下。
当他打开门时,他看到了前一位客人留下的痕迹。斯坦贝克从遗留的一张干洗收据中推断出之前的客人(他称之为孤独的哈里)家住康涅狄格州的韦斯特波特。桌子上留有一封哈里在旅馆便笺上写给妻子的信。“我希望你能和我一起听到(原文如此)。这是一个寂寞的小镇。你忘了给我系袖扣了。”
哈里的妻子并没有突然来访,这是件好事。高脚杯和烟灰缸里一半的烟头上都有口红印记。床边的发夹表明,曾经造访这个房间的女人有着深色的头发;斯坦贝克称她为“露西尔”。他们一起喝了整整一瓶杰克·丹尼威士忌(世界名酒之一)。床上的第二个枕头已经用过了,但没有靠过的痕迹,也没有口红的痕迹。那个女人把哈里灌醉了,而她自己则偷偷地把威士忌倒进了桌上的红玫瑰花瓶。
“我想知道哈里和露西尔谈了些什么。”斯坦贝克写道,“我想知道她是不是让他不那么孤单了。不知何故,我对此表示怀疑。我认为他们两人都只是在满足人们对他们的期望。”哈里不该喝那么多酒。斯坦贝克在废纸篓里发现了薄荷糖包装纸,在浴室里发现了两支装溴塞耳泽(一种治头痛的泡腾盐)的箔管。斯坦贝克写道,没有任何意想不到的迹象,没有任何真正有趣的迹象,更没有心血来潮的迹象。有的只是寂寞。“我为哈里感到难过。”他总结道。这,就是当你单调乏味地为一些没有灵魂的组织服务时遭遇的事情。你不仅没有成就感,还失去了任何感觉的能力。
当时,有很多关于随波逐流导致失魂落魄的评论。大多数人,只不过服务于某个组织,身穿灰色法兰绒西装,麻木不仁地追求地位。当时的论调是,群体压垮了个体,人们已沦为某个数值,没有真正的自我意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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